作者：Aleksandar Matković

来源：COMMONS

南斯拉夫的解体已经过去了很久，它经历了 30 多年的转型，经历过多次战争：一场发生在 1991 年，另一场发生在 1995 年、1999 年，然后是科索沃。出于这些原因，可以提供一些方法和教训，来供我们参考如何来处理战时和战后的问题。

Michael Perelman谈到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而我想集中讨论战争如何在南斯拉夫创造新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什么这也可能成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现实。除此之外，我将重点关注战争中同步发生的工人阶级受到的创伤。前南斯拉夫从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而事实上，它永远也不会恢复过来了。因此，如果要从南斯拉夫崩溃的混乱中吸取教训，那就是如何不在进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战后重建，以及与拥有一个一心想要对外侵略的统治阶级所产生的危险，就像在可能发生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斯拉夫的例子可以作为冲突两个方面的说明性“反例”。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警告着世人，如果统治阶级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得到足够的权利大展拳脚，而不是加以抵制，一个国家将会发生什么。

早在80年代，南斯拉夫就是负债最重的国家之一。它经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非常直接的指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南斯拉夫所有共和国和省份实行紧缩政策，同时按照新自由主义路线对经济结构进行重组。这就是该地区最后一次工人阶级运动的起因：在80年代，正是为了反对这种 "勒紧裤腰带"，我们把新自由主义与之联系了起来，到处都涌现了很多工人的抗议和罢工行动，而这些抗议和罢工在今天早已被世人遗忘了。

工人们被许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进一步平息了任何基于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抗争。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早期形式的支持者之一是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他支持市场为主导向、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私人资本等等。今天，他的经济政策被视为亲欧盟的，正是通过摆出改革者的姿态，他成功地战胜了党内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部分人，后者与“旧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1]。同时，工人们被许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进一步平息了任何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抗争。而这将为未来大多数后社会主义政党和行动者--基本上是新的统治阶级--提供一个关键的跳板，这些政党和行动者在本质上是反共产主义的，同时也是战争暴发户，战后私有化对他们来说是第二次赐福。在这里，他们终于可以重新投资在战争期间获得的任何利益，无论是通过抢劫、血汗钱、走私等渠道。正如Alpar Losoncz，一位来自该地区的经济学家所说，90年代末基本上是 "通过剥夺进行的后社会主义积累"。战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主体，成了一个可以被忽略的存在。

但很快，这些承诺越来越依赖于与来自其他共和国的工人和政党的竞争，并最终依赖于与国家机器的竞争。然而米洛舍维奇却被视为改革者，许多人在 80 年代投票给他，人们不知道他会转向民族主义并挑起战争。当那发生时，经济完全开始崩溃了。作为像今天的俄罗斯这样侵略成性的国家，1991年后的南斯拉夫处于米洛舍维奇及其国家机器周围的塞尔维亚统治阶级的霸权统治之下，由于1992年至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而受到制裁。这些制裁产生了值得商榷的效果（尽管比对俄罗斯的打击更深），但米洛舍维奇和他的小集团确保工人阶级受到打击，通过印钞让通货膨胀飙升，以摧毁工人阶级的储蓄。让我们总结来看，就是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同时向他们灌输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把人美化为 "天国之民"[2] 。

统治阶级从来没有什么不同：它贪婪的道路可以追溯到战后、战时和战前的财富积累中。

在普通人的视角来看，事情已经变得很糟糕了，塞尔维亚可以说是人间地狱，任何指数、任何统计数据都显示塞尔维亚那些年工业产出的崩溃。从1986年开始，如果以当年数据为基数，1990年下降到90%，1994-1998年下降到41%。机器产量下降了四分之三，贫困人口不得不放弃消费品[3]。农业指数在上升，而工业在衰落，人民拥有的技术已经变得过时。这些将为米洛舍维奇之后的战后“复苏”奠定基础：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和信贷、“非营利性”社会主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如何处理米洛舍维奇手下的干部问题，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却从未得到解答。

其后果之一是这些干部在2008年危机后重新出现，换皮改名为 "塞尔维亚进步党 "的政党，并赢得了选举，他们举起的纲领就是掀起反腐运动，针对失败的私有化和它们造成的失业来进行改革，基本上就是米洛舍维奇之后政府对米洛舍维奇本人造成后果的一种补救。这些纲领之上随后诞生了塞尔维亚现任总统，他是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前新闻部长，负责控制媒体。统治阶级从来没有什么不同：它贪婪的道路可以追溯到战后、战时和战前的财富积累中。

Michael Palairet 指出，当战争发生时，经济会转变为与增长阶段不同的形式。如果增长意味着沿着经济中附加值较高的位置发展工业，如果增长的结果是产生更多的脑力劳动，那么在经济恶化后的战争时期，预计会发生完全相反的情况。将会有更多的农业、更多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发展资本出口、腐败蔓延和资金被带出该国，技术发展将停滞不前。

战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沿着这样的自由主义路线，精英们愿意做任何事情，除了承认任何工人运动。

这正是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情，战争预设了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即将面临的道路，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离开了这个国家，使工人阶级失去了领导人物，也失去了组织任何形式的抗争所必需的技术干部，而体力劳动者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些体力劳动者和剩下的技术干部在2000年代与塞尔维亚的私有化作斗争，但在前几轮私有化中被剥夺了拥有的资源，工人们只能进行一些绝望的斗争，可悲的是，工人们的自残抗议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抗议形式。战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沿着这样的自由主义路线，精英们愿意做任何事情，除了承认任何工人运动。

那么这在实践中是如何做到的呢？在 1990 年代就已经出现了私有化运动，然后是在米洛舍维奇领导下受到的国际制裁和私有化期间的重新国有化。在他倒台之后，在2000年代经济彻底崩溃之后，国家又进行了一轮私有化。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几家被迫私有化的工厂的研究报告，尽管它们是盈利的，尽管机器仍处于正常状态并且它们正在健康出口产品。比如诺维萨德有钢铁工业，伏伊伏丁那有化学工业，塞尔维亚北部的工业地区，而这一切都被私有化了。

即使国家有这么一个选项摆在他的面前，例如让工人失业的时候，给予他们一些社会保障项目，或者出手拯救工厂并取消工厂的电力或供暖的债务，然而国家仍然会选择解雇工人，关闭工厂，将其私有化，并将其卖掉，以换取残次品。在柏林墙倒塌后，德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东西德与私有化机构 Treuhandanstalt 之间发生了丑闻，该机构以1德国马克的价格出售工厂并基本上接管了东德经济。德国私有化模式是造成当代德国经济在东西方之间失衡的原因，其结果是西部取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结合东部的去工业化和西德公司接管东部，东部出现了高失业率和极其保守的政治倾向。显然塞尔维亚正在效仿德国模式：例如，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公司接管了该国其他地区。

这造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斗争，我个人是左派马克思主义背景，我们是在2010年-12年这些工人斗争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正是为了反对这种私有化。也许塞尔维亚，或者至少是它的北部地区，在那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行业，比如化学工人、金属工人方面我们发现了很好的政治动员潜力，尽管希望不是很明显。南斯拉夫内部及其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的所有崩溃，为战后抗争的失败和微不足道的尝试提供了先决条件：大多数抗议活动要么被政府忽视，要么遭到彻底镇压，正如兹雷尼亚宁的一家大型化工厂 "Jugoremedija "的情况。

新自由主义的灵活化是以战争为前提的，在这场战争中，唯一的赢家是统治阶级。

一旦工人开始接管生产并再次进行某种形式进行自我管理，抵制私有化，政府就会派出官方的狗腿子们镇压，甚至与工人发生战斗和枪击。从这些斗争中，诞生了新的左翼组织，如塞尔维亚左翼峰会，以及后来的激进左翼党。因此，所有这些的斗争都在新自由主义开始再次出现之前就已经播下了种子，而且在我们拥有灵活的劳动法之前就已经有了根源，我们曾经抵制过这些法律的通过，而现在乌克兰正在推动这些法律的实施。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灵活化是以战争为前提的，在这场战争中，唯一的赢家是统治阶级。

另一方面，那些从战争宣传中势力茁壮成长并从中获利的人，如现任总统武契奇，如今成为了统治者。因此，战争为当前掌权的新统治阶级提供了先决条件——这就是战争显示出其影响所需要的宝贵时间。对于西方以及部分塞尔维亚左派来说，他们被告知的战争解释是民族、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或任何其他巴尔干人之间的种族仇恨。但这种说法本身并不能解释新阶级的兴起，也不能解释人民群众对战争的抵制，尤其是来自南斯拉夫军队内部的抵抗，他们甚至征召不到50%的适役人口，在贝尔格莱德本地的比例甚至更低.

南斯拉夫民族众多，他们不愿意参加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战争不得不与准军事组织携手并进，这些组织本身也从战争中获利，并反过来加入了统治阶级和秘密集团的行列，使得真正开始任何旨在削弱统治阶级权力的重建变得越来越困难。战争实际上给了上层阶级长久的生命力，他们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是因为他们手上掌握着权利，然后他们可以利用同样的资产和政治关系，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后卷土重来。

在这个战后重建阶段，战争加剧了前工人阶级的激进解体，而战争带来的新统治阶级却默许这种解体继续下去。从本质上讲，正是因为战后的复苏是以阶级为主导的。其中一个后果是塞尔维亚的工人阶级失去了他们拥有的所有机构：从工会（现在正成为国家的长臂工具）到工人的教育。南斯拉夫拥有一个由200多个马克思主义中心组成的网络，仅伏伊伏丁那一地每年就为 55000 人提供教育：人们假定，如果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参加工人委员会，就无法科学地参与经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南斯拉夫在90年代之前拥有工人的自治系统，而这一切现在都被摧毁了。因此工人们失去了教育的机会，他们的基础设施，他们的储蓄，战争引起的通货膨胀也是对工人私人储蓄的无情攻击。

最矛盾的点在于，民族主义者是第一个愿意牺牲他们的国家和人民的人。

与此同时，高层的财富积累和重组，重新分配预算——这也是新统治阶级产生的地方。根据阶级关系的社会学分析的统计数据来看，阶级划分是以教育、收入、房地产来衡量的，其结果发现，所有阶级在收入、房地产、教育等方面拥有的数据都下降了，而前1%除外；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新统治阶级。所有这一切的教训其中之一就是：最矛盾的点在于，民族主义者是第一个愿意牺牲他们的国家和人民的人。

其次，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抵抗来停止战争机器的运作，那么战争就会摧毁整个塞尔维亚和它所攻击的国家，统治阶级会确保整个地区（以前称为南斯拉夫）永远无法恢复。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战后恢复都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蓝本来进行的，这一切只是进一步为那些在战争中受益的阶级服务。因此，我们可以从前南斯拉夫的情况，来理解为什么在乌克兰必须避免这样的战后重建局面。但与此同时，塞尔维亚也可能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说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发动侵略战争后可能会发生什么，就像俄罗斯即将发生的那样。

^ 根据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心所做的研究，随着工人集体离开党，党员人数也减少了，留下了来自军队、警察、企业负责人、银行家等的上层领导。这些米洛舍维奇很快关闭了马克思主义中心，以平息任何内部抗争。

^ 在今天，这种意识形态已经被放大了，复制了一个恰恰来自俄罗斯的社会整体概念："塞尔维亚世界"（以 "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 "的学说为模型），这意味着在其他国家有塞尔维亚人，那他们就应该是塞尔维亚国家的一部分。

^ Michael Palairet，米洛舍维奇的经济后果，欧亚研究，卷53，第 6 期（2001 年 9 月），p. 909.

新华社发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北京时间11月13日中午，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中国MMA选手张伟丽经过两回合激战，击败现任女子草量级冠军卡拉·埃斯帕扎，夺回了失去一年半之久的金腰带。

回归 还记得今年6月份，张伟丽击败乔安娜获得金腰带挑战权。这场久违的胜利如同久旱甘霖，被外界认为是张伟丽东山再起的里程牌。面对外界的评论，张伟丽曾经表示，夺回金腰带才算是真正的回归。 这一次，她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带着失而复得的金腰带重新站在了巅峰。 比赛开始后，双方互相试探，随后张伟丽主动出击，紧接着卡拉遭到张伟丽的侧压。第二回合，卡拉继续抱摔，张伟丽迅速降服对手，结束了整场比赛。 在赢下这场比赛后，张伟丽成为继罗斯和卡拉后第3位重夺草量级冠军头衔的选手。这距离她第一次获得这项至高无上的荣誉，已经过去了三年之久。 低谷 2019年，这位来自河北农村的姑娘在冠军战中击败了杰西卡·安德拉德，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UFC冠军。一年之后，面对波兰选手乔安娜发起的挑战，张伟丽与其鏖战5个回合，最终点数获胜成功卫冕金腰带。 也正是通过这场比赛，张伟丽的名字火遍了大江南北。站在巅峰，她在接受人们膜拜与敬仰的同时，也渴望将金腰带一直留在中国。 竞技场上，没有谁可以一直赢下去。冠军头衔是荣誉，也是压力。无数综合格斗选手将张伟丽视为挑战的目标。对于“暴徒玫瑰”罗斯·娜玛尤纳斯而言，她渴望通过KO张伟丽，来证明自己在圈内的统治力。 78秒，或许是张伟丽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数字。与罗斯的首次交手，张伟丽闪电告负。半年后的二番战，双方打满五个回合，张伟丽以分歧判定再次败北。连续两场失败，与她此前21连胜的优异战绩形成了强烈对比，张伟丽也一度陷入了低谷。 蜕变 有时候，失败会让人变得冷静。与罗斯的二番战后，一切归零的张伟丽开始屏蔽外界的声音，学着只专注于自己：“没有人会一直成功，尤其是对抗性项目。我觉得心态不要太着急，二番战前，我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打完以后，我才觉得应该做好当下。” 抱着这样注重过程的心态，张伟丽第二次战胜了乔安娜，得到了和卡拉·埃斯帕扎交手的机会。 从三年前第一次拿到金腰带到被罗斯击倒，再到重新回到巅峰。张伟丽表示自己从未停止过学习和进步。 当被问到现在的自己与3年前第一次挑战冠军时的自己发生了哪些变化时，张伟丽说道：“我的心态调整了很多，我认为我有了更好的韧性，变得更强的同时也能平静地看待很多事情了。” “最重要的是，我想要告诉每个人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必然会有起起伏伏，而这正是生命中最美丽的部分，我们应该享受这个过程。” 坚持到现在，经历过低谷和荣耀的张伟丽也对冠军二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UFC每个量级的冠军都在不断变换，无论输赢，成为冠军都只是暂时的，所有冠军终将易手。与之相比，最重要的是在每一场比赛中展示我的能力，我的格斗技术。” 当赢取金腰带不再是她的终点，我们祝福张伟丽在自己最爱的格斗领域，不断战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