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历史建筑遗产;改扩建;“新老”建筑;连接体
1.研究内容和对象
历史建筑遗产再利用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维持历史建筑遗产保存状态，局部进行修缮、加固。另一种是在保护的基础上，对历史建筑遗产的环境，功能，形式，空间等进行改建或扩建。在本文中，历史建筑遗产的改扩建指的是在原有建筑遗产的基础上或与原有建筑关系密切的空间范围内，对原有建筑功能进行补充或扩展而形成新的建筑单体的改造过程。
历史建筑遗产改扩建中“新老”建筑有四种连接方式，即新老”建筑分离，“新老”建筑相连，“新老”建筑交叉，“新”建筑包含于“老”建筑内。由这四种连接方式的存在，决定了“新老”建筑之间的连接空间的类型分为外部开放空间连接，连接体连接，新旧建筑交叉连接，包含式连接四种。而在本文中主要的研究对象便是“新老”建筑之间的实体连接空间。
2.研究意义
在历史建筑改扩建的过程中，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新建筑，引入的新的建筑材料，建筑技术，建筑风格等现代建筑语言，以及在历史建筑遗产中由于新元素的注入，如何协调整合二者之间的关系，方能不显得突兀，使二者和谐共生的问题。而很少关注新建建筑与原有建筑遗产之间的连接空间，本文通过对新老建筑之间连接体的类型、功能、设计等方面的研究，旨在探寻建筑遗产再利用中新旧元素的和谐共生关系，延续建筑遗产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适应现代建筑的要求，使二者成为有机统一彼此互利的整体。
3.建筑遗产再利用中“新老”建筑连接体的功能
3.1 引导性空间
“新老”建筑之间的连接体往往位于新建筑与建筑遗产之间，最常见的便是将连接体用作引导性空间。在水平方向上，连接体可作为廊道通过空间，水平方向上连接“新老”建筑，引导水平方向的人流。在垂直方向上，在连接体内设置楼梯、电梯等垂直方向上的交通体，同时连接上下空间，引导垂直方向上的人流。而往往，水平方向与垂直方向的交通功能共存于连接体内。同时，通过一定的形体和立面的处理手法，例如凹凸变化，材质区分等，使连接体具有独特性，也可作为建筑遗产再利用中“新老”建筑的入口空间。
3.2 公共休息空间
由于连接体的位置的特殊性，新旧元素在这里转变，在这里最容易发生各种活动，最容易成为人们聚集的场所，因此，连接体还可以作为公共休息交流的空间，例如中庭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休息的同时，还可以感受新旧元素之间的对比与融合，感受时空历史的变迁，文化的交融。
4.建筑遗产再利用中“新老”建筑连接体的设计手法
4.1 文化元素表达
连接体是“新老”建筑的中介空间，也是新旧元素相互转化的空间。因此，在这个空间中需要用某种文化元素来表达现代与历史文化的信息。建筑遗产的再利用以保护为首要因素，以建筑遗产为服务对象。因此，从建筑遗产的文化背景，形式，材料，空间，结构，装饰等方面抽取相关的文化元素，用现代的建筑语言重新加以解读，在连接体的空间中表达出来，这样将新旧元素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使时空的转化更加平和，自然。例如在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扩建项目中，连接“新老”建筑的是一个通透的玻璃连廊，玻璃之间由钢材质的竖向条状构件连接支撑，而此构件便是抽取自东大寺的木结构梁、柱等元素，并用现代的钢材质加以表达，在现代元素中体现着历史的身影。
4.2 交通流线
“新老”建筑之间的连接体由于位置的特殊性，其一个重要功能便是引导性的交通空间。在这样一个中间过渡区域内，根据需要设置水平方向或者垂直方向的交通体，合理引导组织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的人流，使建筑空间流畅有序。
5. 乔斯林艺术博物馆扩建
5.1 概况
1931年乔斯林艺术博物馆落成于美国奥马哈市，它是一座以艺术和音乐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中心，是美国新建筑艺术风格的典型实例之一。整个建筑采用产自乔治亚州爱多瓦夫鲁里的罕有大理石，建筑形体简洁规整，厚重而又不失美观，透漏出深深的文化感。博物馆内部空间采用中轴对称式的布局。进入博物馆，一条主轴线将门厅、具有顶部采光设计的喷泉庭院和一个拥有1200个座位的音乐厅依次连接起来，整个内部空间张合有序，尺度适宜。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城市不断发展，博物馆的空间和相关配套设施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扩建的需求也就成为必然。1992年6月，诺曼・福斯特应约对博物馆进行了扩建设计，在原有博物馆的北侧修建了一座面积约4600平方米的新建筑，用作展览、收集和管理之用，同时对原有建筑进行修复和翻新。新建建筑延续了原有建筑简洁大方的建筑风格，其外墙部分同样采用了60多年前原建筑所采用的同一采石场的大理石。建筑外形方正规整，在色彩，质感，比例，尺度上均与原有博物馆建筑保持一致。
5.1.1 入口空间
在博物馆原有的场地设计中，主入口处未设计停车场，只有人行入口，而将停车场设置在辅助入口处。因此人们更多的选择在停车场停车之后，从辅助入口直接进入博物馆，这便造成了博物馆主入口的使用率降低。在福斯特新的扩建设计中，将新老建筑之间的连接体底层架空，作为博物馆的出入口，并在主入口处设置停车场，打开博物馆前的入口大道，重新将人流吸引到主入口空间，解决了原主入口空间利用率低的问题。
5.1.2 共享空间
在新的扩建设计中，连接新老建筑的玻璃大厅空间除了底层架空，用作入口空间之外，作为二者之间的公共空间，还被用作新的餐厅和接待区。厚重的石材与轻盈的玻璃界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冲击，同时透漏出的是历史与文化的演变与发展。顶部通透的玻璃顶将自然光引入室内，引入室内的光线映射在两侧干净的实质墙面上，随着时间的变化，光影也随之变化，似乎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东西两侧落地玻璃界面将室外的场景引入室内，无形之中使空间放大，使人们在这里休息的同时，感受到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转换，深厚的历史文化感。
总结
历史建筑遗产改扩建中新旧建筑之间的连接体，是现代与传统对比最强烈的区域，最容易给人带来别样的空间感受，从建筑遗产存在的历史文化背景，形式，材料，空间中提取某种元素，用新的现代建筑语言重新诠释，便是新老建筑连接空间的存在根本。同时，它还具有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含义，不仅是新老建筑间的实体连接，也是现代与历史的连接，在这里可以体验不同时代所带来的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感受，体验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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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土聚落；整体保护；生态博物馆；诸葛村
Abstract：Ecomuseum is a new concept that was coined in 1960-70s under the context of a thriving international movement for “New Museology.” It is a natural product as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become increasingly crucial to the process of museumization. Ecomuseums have found ways to develop first in Europe，North and South America and then moved the center of gravity to Asia and Africa. This essay aims at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methods adopted both in and outside China and then focuses on Zhuge Village, Zhejiang，China，a successful example of institutionalizing the vernacular village as a new possible pattern for ecomuseum.
Key words：Vernacular Village；Integrated Preservation；Ecomuseum；Zhuge Village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3-67（6）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威尼斯》已提出，建筑遗产保护不仅包含个别的建筑作品，而且包含能够见证某种文明、某种有意义的发展或某种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这不仅适用于伟大的艺术品，也适用于由于时光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在过去比较不重要的作品。①此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1976），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通过了《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1999）和《关于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2005）等有关包括保护乡土聚落遗产的国际文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陆续把一批乡土建筑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诸如捷克的霍拉索维采历史村落保护区，加拿大的卢嫩堡老镇，日本的白川乡与五山的合掌造聚落，韩国的朝鲜历史村落何回与良洞，奥地利哈尔施塔特-达赫施泰因/萨尔茨卡默古特文化景观（图1），我国的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图2）、福建土楼（图3）等。保护乡土聚落遗产已成为国际遗产保护的共识。
我国对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有20多年的历史②，2008年国务院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把乡土聚落遗产纳入国家法规的层面予以保护。20多年来各地对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进行了许多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案例，但是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和教训，如对乡土聚落遗产价值的认识不全面，未能完整地保存乡土聚落遗产的各个层面和体现其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内涵；对遗产的真实性不够尊重，干预过多，出现不少随意改造或“保护性”破坏的情况；居民参与或自觉保护遗产积极性的调动及发挥还很不够，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大多数还局限于政府、相关部门和专家；遗产的合理展示、再利用也一直困扰着遗产的保护，等等。
随着国际生态博物馆理念引入我国，以及近年来我国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的实践，给乡土聚落遗产的整体、动态保护利用带来了清新的空气。
1文化遗产视野下的生态博物馆理念
生态博物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兴起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全新理念的博物馆，它的出现有其深刻的背景――当时欧美国家社会变革和文化民主的诉求，是生态博物馆产生的重要外在动因；而在博物馆领域，欧美一些博物馆人士强烈呼吁博物馆应当摆脱“精英化”的偏好，真正让大众参与并充分发挥社会作用――对博物馆社会角色的反思推动了生态博物馆的产生。③
生态博物馆最早是由法国的乔治・亨利・里维埃和雨果・戴瓦兰提出来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组织编撰的《博物馆学大辞典》（2010年版）对生态博物馆的表述为：“生态博物馆是一个致力于社区发展的博物馆化的机构，它融合了对该社区所拥有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存、展现和诠释功能，并反映某特定区域内一种活态的和运转之中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同时从事与之相关的研究。”挪威生态博物馆专家约翰・杰斯特龙对生态博物馆概括是：“区域－遗产－人口－记忆－教育－参与－生态－独特性。”[1]显然，与传统博物馆的核心是藏品、博物馆建筑、博物馆技术和专家，观众要进入其中才能完成博物馆的过程相比，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整个社区，它既是整个社区的生活整体，也是社区的历史以及未来，观众要融入社区才能完成博物馆的过程④。
根据上述界定，可以看出生态博物馆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强调整体保护，即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的整体保护与展示；（2）强调原地保护，即相关保护、展示不脱离原生地；（3）强调居民参与，即需要当地社区、居民的普遍参与；（4）强调动态保护，即在发展中保护，注重社会文化、环境的和谐与发展。[2]
这一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及其环境整体、原址保护和居民参与的理念正是国际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在《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中提出：“古迹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由于时间和人类所建立起来的和谐极为重要，通常不应受到干扰和毁坏，不应允许通过破坏其周围环境而孤立古迹；也不应试图将古迹迁移”；“应开展教育运动以唤起公众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广泛兴趣和尊重，还应继续努力以告知公众为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现在正在做些什么，以及可以做些什么，并谆谆教诲他们理解和尊重其所含价值”⑤。该《建议》提出了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及其周围环境的重要，以及启发和教育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的要求。《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也强调了：“每一历史地区及其环境应从整体上被视为一个联系的统一体，其协调及特性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联合，这些组成部分包括人类活动、建筑物、空间结构及周围环境。”并进一步指出“在农村地区，所有引起干扰的工程和经济、社会结构的所有变化应小心谨慎地加以控制，以保护自然环境中的历史性乡村社区的完整性。”同时要求“鼓励全体民众认识到保护的必要性并参与保护工作。” 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中也指出：“民居的参与对保护计划的成功起着重大的作用，应加以鼓励，历史城镇和城区的保护首先关系到他们周围的居民。”⑦在《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保护原则”中明确“不仅在于建筑物、构筑物和空间的实体构成形态，也在于使用它们和理解它们的方法，以及附着在它们身上的传统和无形的联想。”[3]这些国际遗产保护文献的精神基本体现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我国国务院在2005年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明确：“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国务院首次明确使用“文化遗产”的概念，并界定了其涵盖的两大范围。生态博物馆是将某一乡土聚落等特定区域整体作为博物馆空间，通过博物馆化的展示手段和形式来展现当地历史变迁和文化特色，吸引外来参观者，在保护文化遗产多样性和自然环境的同时，提供考察、参观和旅游服务。因此，可以认为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是文化遗产视野下的博物馆化的体现和实践的深化。
2乡土聚落生态博物馆的探索
生态博物馆出现以来，在全球许多国家得到发展，从欧洲、北美及南美洲，然后逐渐向亚洲、非洲等国家发展。生态博物馆在不同国家、不同条件下的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各国在工业遗产地、动植物保护区、乡村文化景观等领域取得了成功经验。如意大利乡村“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和实践是由一些学者与当地政府、社区、文化和旅游协会共同创造设计，力图以一种保护和创新地持续利用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的方式，将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遗产和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一体化地、整体互动地展示给意大利国民和外来的旅人，借此保护乡村的自然和历史人文景观。意大利乡村的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不是局限于在某一个社区建造一个有形的博物馆，而是将社区整个自然和人文环境一体化的一种表现方式。人们称之为“没有墙和门的博物馆”。[4]此外，在挪威等其他一些国家，也建有乡村生态博物馆。日本农林渔部在1988年曾提出采用“乡野环境博物馆”计划，预想一种保存自然环境、景观和传统文化的博物馆。该计划的要点是：（1）忠实于当地的历史和传统文化；（2）核心设施、临近设施或者是环绕核心设施，分散在该区域的展示设备将被有组织地通过小道相联系；（3）展示是露天的，例如传统农业设施的再生产以及美丽的乡野景观的修复，在必要时可以规划建筑物的户外展览；（4）乡野环境博物馆将启发当地人对景观和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认识，将促进他们的积极参与；（5）根据各地方的情况，市政府或者是半公共的企事业机构将被委托运作这些博物馆，并努力使其能够活下去，而且成为一个有效的机构。[5]这种理念也是来源于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由于该计划没有列入教育、文化、体育、科技等官方部门的管辖而未能实施，但对日本生态博物馆的形成起了一个触发器的作用，在提高公众对生态博物馆的意识和兴趣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是在中挪政府共同努力下，于1998年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戛苗族村寨建成。这里居住着一支远离外界，仍然生活在山区自然经济和古老文化中以长牛角头饰为特征的苗族分支。村民每年有几个月要到山下背水，生产、生活十分艰苦。在建立生态博物馆时，村寨仍保存和延续着自己非常古朴、独特的文化传统，有平等的原始民主，十分丰富的婚嫁、丧葬和祭祀的礼仪，别具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精美的刺绣艺术。但他们没有文字，靠刻竹记事，过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活。这些古老文化所以能够传承至今，是因为他们仍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古老环境中。建立生态博物馆就是为了保护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使这些村寨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会丧失自己。项目首先是用挪威政府的捐款和中国政府的拨款，进行引水上山、引电上山工程，并修筑进出的山路。村民生活、生产大为改观，开始接受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接着，又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由村民出工建了资料信息中心，村内有了自己的文化活动中心，培训村中的年轻人运用照相、摄像、录音等技术开展文化记忆工程。生态博物馆的价值开始逐步实现。其后，贵州、广西、云南、内蒙古等地陆续建设了一批传统民族村寨生态博物馆。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是专家指导下的政府行为，村民参与其中。然而经过多年的运行，出现了一些问题，与预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显然要生活在经济仍非常落后地区的居民具有文化的“自觉”为时过早，生态博物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5年中外学者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实践总结为《六枝原则》：（1）村民是其文化的拥有者，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2）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应予以加强；（3）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4）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文化，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5）长远和历史性规划永远是最重要的，损害长久文化的短期经济行为必须被制止；（6）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工艺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7）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8）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9）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这是中国生态博物馆与国际生态博物馆理念的一个很好的接轨，对中国发展生态博物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诸葛村乡土聚落整体保护的生态博物馆实践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浙江在历史文化古镇、古村落的保护实践中，也试图探索一条“区域、遗产、居民”的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之路（图4），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和成果，其中以诸葛村最为突出。
诸葛村位于浙江省兰溪市，是汉族地区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商品经济初步得到发展的古村落。村落面积约1km2，村内有1 000多户，其中诸葛氏有3 000多人，是全国最大的诸葛亮后裔聚居地。村落依丘陵山冈而建，全村以诸葛氏总祠丞相祠堂（图5）和纪念诸葛亮的专祠大公堂为礼制中心，分成孟、仲、季三个房派的崇信堂、雍睦堂和尚礼堂，即三个聚落组团，每个聚落下面还有若干“众厅”。村落传统格局及历史环境保存较好，村内仍保存明、清建筑200多幢（图6）。此外，还保存了丰富的传统民间民俗文化。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后原先由集体使用的厅（祠）堂成了村民堆放农具、稻谷、柴草等杂物的地方，甚至有些村民把猪、牛也圈养在厅堂内。由于这些厅堂无人管理，只用不修，诸葛村的多座厅堂濒临倒塌。当时尚礼堂、崇信堂房派的部分老人和村干部站出来，商讨抢修、保护办法。但因集体没有资金，便决定向村民和社会筹资，成立了由村干部、老同志组成的筹资小组，挨家挨户向村民筹款，多则几百元，少则五元十元，同时发函向在外地工作的本厅堂房派的诸葛氏自愿认捐，很快抢修了尚礼堂和崇信堂。修好后选出专人管理（村民们称之为厅长），并制订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之后村里又先后集资抢修了崇信堂、花园厅、雍睦堂以及大公堂等多处建筑。
上世纪90年代初，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陈志华教授率领的乡土建筑调研组来到诸葛村，被诸葛古村落群体的规模之大、建筑类型丰富、结构精美并且保存得如此完整而惊叹，同时也为诸葛村村民对古村落保护的热情和村民的好客而感动。调研组的呼吁引起了兰溪市政府的重视。1992年，兰溪市政府公布诸葛村为兰溪市历史文化名村、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立了由市政府、文化局、镇、村组成的“诸葛村文物保护领导小组”。1994年，诸葛村试行对外开放。1996年诸葛村的价值受到相关专家的充分肯定，与邻近的长乐村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虽然在保护与发展旅游过程中也有过一些曲折，但在村里聘请的以陈志华教授为首的专家组指导和政府部门支持下，诸葛村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保护修缮了3万多平方祠堂、民居，对村落水系、道路等环境进行了整治、修复，并发掘、保护、传承和恢复了每年阴历四月十四和八月二十八的传统祭祖活动和元宵的板凳龙灯会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利用丰富的乡土建筑资源和深厚的人文内涵，在村内设置了诸葛亮生平事迹、中医中草药文化、乡土民俗文化等特色鲜明的陈列场馆，实行自我管理。在村外新建了居民新区，疏解了部分古村人口；村内居民仍照常生产、生活。每年都有几十万的国内外公众来此参观、休闲，年收入已突破千万。在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收入增加的同时，保护、展示的经费也得到较好的解决。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利用和居民生产、生活水平均有了大幅提高。遗产保护已成为村民的一种文化自觉，乡土聚落保护和发展利用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诸葛村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实践，受到国家文物局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2007年国家文物局与无锡市政府联合召开的“乡土建筑保护――无锡论坛”特别邀请诸葛村和专家就诸葛村乡土遗产保护实践作了专题发言[6]，并组织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诸葛村。诸葛村虽然未冠“生态博物馆”之名，但其应用的理论和实践方法俨然与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念相一致。生态博物馆的创始者雨果・戴瓦兰先生曾说：“生态博物馆不是单一模式……有的博物馆，其性质是生态博物馆，但他们使用其他名称，在拉丁美洲见到更多的是使用‘社区博物馆’一词，在西班牙使用‘文化公园’一词，在巴西、澳大利亚、印度和加拿大使用‘遗产项目’一词”。[7]可以认为诸葛村遗产保护实践就是一个践行“生态博物馆”之路的乡土聚落遗产整体保护的杰出范例！
4乡土聚落整体保护的思考
诸葛村的案例给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考和启示：
（一）居民对自己传统文化认知，即文化自信很重要，只有认识到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具有意义，才有可能去保护它、爱护它，并成为自觉的行动，参与到遗产保护的行列中来，成为文化的主人，这是乡土聚落遗产保护能否实现的关键；当然，民居如何才能认知自己传统文化并自觉参与保护是非常重要的，这与居民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和具备基本经济条件密不可分。这也是东部地区乡土聚落遗产探索生态博物馆之路的有利条件。
（二）政府的支持和专家的指导是乡土聚落遗产保护成功的重要因素。乡土聚落遗产的整体保护首先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及上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重点应包括政策和资金等层面；实施乡土聚落遗产保护项目，应当得到相关专家在项目的宏观上以及具体的业务指导和帮助，这样才可能沿着正确轨道前行，少走错路、弯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对乡土聚落遗产应当全面认识、客观评估，整体保护。乡土聚落是传统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单元和缩影，应当研究并认识其包含的各个方面，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民居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等等。对此，《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有准确、全面的阐述：对传统建筑的保护必须在认识到变化和发展的必然性和认识到尊重社区已建立的文化特色的必要性时，借由多学科的专门知识来实行；对乡土建筑、建筑群和村落所做的工作应尊重其文化价值和传统特色；乡土性几乎不可能通过单体建筑来表现，最好是各个地区经由维持和保存有典型特征的建筑群和村落来保护乡土性；乡土建筑遗产是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这种关系在保护方法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予以考虑；乡土性不仅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和空间的实体和物质形态，也包括使用和理解它们的方法，以及附着于其上的传统和无形的联想。⑧应当在此原则基础上，对相关个体案例进行客观、必要的具体评估；从各个层面分别予以保护、保存和传承。
（四）保护乡土聚落遗产，应当采取“动态”的方式，既要尊重原住居民继续居住的权利，又应关注改善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乡村经济社会与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乡土聚落遗产地与许多文物古迹不同，是“生活着”的遗产。如果采用“凝固”的方式保护这些遗产，不但民居难以接受，而且也不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和意愿。对于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中均有相关表述，⑨我国颁布实施的一些文化遗产保护法规也有规定。⑩因此，不应把乡土聚落区域内民居都迁走，把遗产凝固起来或完全改变村落性质，作为游览场所。要在保护遗产的前提下，疏解区域内过渡拥挤的人口，努力改善人居环境和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必要的配套设施，适度提高居民的生活条件，在乡村经济社会得到发展的同时，也为居民参与遗产保护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注释：
①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通过《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即《威尼斯》，1964），定义，第一项。
②国务院《批转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1986年12月8日）附件中提出：“对一些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寨等，也应予以保护。”之后，各地陆续公布了一批包括乡土聚落在内的保护名录。
③安来顺：《国际生态博物馆四十年：发展与问题》，“全国生态（社区）博物馆研讨会”会议交流材料，福州，2011年8月。
④潘守永： 《生态博物馆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观察与思考》，“全国生态（社区）博物馆研讨会”会议交流材料，福州，2011年8月。
⑤《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第二十四条、第六十一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于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通过，见国家文物局法制处《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
⑥《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即《内罗毕建议》）总则4、34、4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会议于1976年11月26日在内罗毕通过，见国家文物局法制处《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
⑦《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即《华盛顿》）原则和目标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全体大会第八届会议于1987年10月在华盛顿通过，见国家文物局法制处《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
⑧ 见《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保护原则。
⑨《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总则5“……确保历史地区与当代生活和谐一致”，技术、经济和生活措施46“保护措施不应导致社会结构的崩溃……”；《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一般性问题2、3 “正确地评价和成功地保护乡土建筑遗产要依靠社区的参与和支持，依靠持续不断地使用和维护”。“政府和主管机关必须确认所有的社区有保持其生活传统的权利，通过一切可利用的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来保护生活传统并将其传给后代。”
⑩如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九届十四次会议通过《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1999年7月30日公布实施）第十三条：“（四）适应城市居民现代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需要”，此条款适用于历史文化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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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建筑文化历史悠久、遗产丰富、体系独特并且长期相互交流接触。随着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亚洲城市和建筑在急剧发展过程中，东亚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既面临着新的机遇，也存在着新的矛盾与问题，吸引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学者、建筑师从各种角度进行研究。随着21世纪东亚在世界地位上的日益突出，东亚建筑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东亚文化的研究也正日益显其重要。
1999年，以中国东南大学郭湖生、华南理工大学陆元鼎、韩国成均馆大学李相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Joseph Rykwert、泰国Thammasat大学Vimmolsiddhi Horayangkura等建筑历史界著名学者为主要发起人，1999年在香港召开东亚建筑文化座谈会，并于2000年1O月在中国深圳举办了首届东亚建筑文化国际研讨会，并宣布每两年一次在亚洲国家和地区轮流举办。2002年，以“现代亚洲的传统建筑”(“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in ModernAsian”)为主题，由韩国建筑历史学会主办、韩国各高校联合承办的2002东亚建筑文化国际研讨会在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召开。2004年以“东亚建筑遗产的过去和未来”(“History&Future ofArchitectural Heritage in East Asia”)为主题的第三届研讨会，在中国东南大学召开。
本次是第四届东亚建筑文化国际研讨会。会议日程安排紧凑，除大会主题发言外，共设立了15个分会场进行交流与讨论。面对许多东亚城市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出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大会提供了一个国际化的和跨学科研究的平台，鼓励相关整个东亚地区的讨论交流和通力合作。主题发言分为三个版块：版块1“都城论”，东亚各国首都，历史上一直承担着京都的功能，现在从都市市民的视角透视城市的历史和未来以及私有化等诸多问题：版块2和3则试图超越任何国家的历史局限来检验城市和建筑的文化和历史教育，以一个新颖的框架来探讨这些问题。下面将三个版块的研究内容大致介绍如下
一，东亚“古都”论：在权力与私有化之间
主持人：青井哲人(AOI Akihito人间环境大学，日本)
包慕萍(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日本)
亚洲著名文化古都西安、南京、北京、京都、汉城等，具有明显的中华模式，表现出一整套命名体系以及形态学和意识形态上的一系列的鲜明特征，例如：里坊制、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相应的防御体系、皇家宫殿和祭祀坛庙、严格的商业规定以及著名的风水地理学观念等等。
从各方面的历史信息中可以看出，公众权力和礼制在建构这几个大城市中起到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单独看公共权力一项无法确定这些城市以及任何其他城市的构成和发展，必须从存在私人个体和利益团体方面进行考虑，例如：流动商贩、商业店铺是如何进入里坊的？特别是在公众权力既存在又不明显的情况下，这些实体是如何相互作用以适应和重组社会城市空间的？“私有化”这一词汇在这里使用，不仅是指从公众部分向私人部分转换财富和责任，也是指私人力量上升以后对城市形态的要求。
当然，从已有论文中也能看出，这里对公众和私有力量在进行概念规定时，有一系列理论上的局限，事实上，它们通常是完整的、不可割裂的统一整体，只有通过调查存在于两种力量之间的社会、政治、商业机构才能使我们分析出潜在的、全面的理论。
无论如何应该注意的是，假设这些城市保留着同样的“宇宙中心”模式，以往从权力观念上理解亚洲都城的相似性和不同点上投入了巨大努力，而忽略掉了同时要考虑“私有制”在某一特定地区和城市中的实际作用。
参加演讲的研究者都是在都市“私有化”方面非常知名的东亚学者，从各自的论文中透视“私有化”现象。其中有东亚都城总体研究王权弱化、市民经商活动加强，古代的都城结构因此转换，古老的封闭呆板的道路变成中古时代开放的富有活力的街道，街道两旁店铺林立。马路转变成有商业空间的街道，这是最好的私有化的例证。中国古都北京，提供了新的动力来考虑城市的行为。北京商业活动的兴起深刻影响着城市空间形态的转变，使得突破城的南部边界构筑外城。韩国汉城地位独一无二，因为在朝鲜时代，街道两边发展出一种尚未明确的店铺房原型。中国台南，作为地区的政治中心，被描述成为一个官方的政府机器与非官方的当地社会政治结构相互紧密作用的地方。
这里不打算强调中华模式的核心是由国家权力给予的，宁可试图强调从“私有化”这点上，寻找重新评价东亚都城历史的可能性，也没有设定划分历史时期的规范。总之，目的是产生建设性的学术交流以求得出所谓“都城论”的内涵。
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东洋文库，日本)：东亚大都市政府机构的存在和都市化过程中私有化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陈薇(东南大学，中国)：南部商业结束皇朝统治：嘉庆32年(1553)前后北京外城商业活动和城市形态；
包慕萍(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日本)：从蒙古王都到商贸集镇：呼和浩特城市空间结构转换；
宋寅豪SONG Inho(首尔大学，韩国)：地形学和庭院1800年代地图和绘画中的汉阳：
徐明福HSU Min-Fu(国立成功大学，中国台湾)：一个未被束缚的和被束缚的城市，台湾城市转型(1661～1875)：
高桥康夫TAKAHASHI Yasuo(京都大学，日本)：东亚中古时期的“都城”。
二、相关东亚城市和建筑在建筑学上的词汇
主持人：清水重敦(sHIMIZUShigeatsu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日本)徐苏斌(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日本；天津大学，中国)
这一部分目标是通过建筑历史的脉络，比较亚洲城市和地区中的命名体系，检验对城市和它们的建筑学的认识。
在东亚国家，以往表示城市和建筑的词可以通过汉字的象形文字字型表现出来，如“都市、城市”，“建筑”。这些词从古至今都在用，然而它们现在却又是从西方系统中翻译过来的当代词汇。
词是发展变化着的，以日语的“都
市”和“建筑”为例。“都市”一词是这样产生的首先，它是“都”和“市、街市”的并置：其次，它是从西方著作翻译过来的作为“city”又不同于原有的都市一词“町”的汉字，以示与以往都市概念的区别。从“都市”一词的形式变化过程来看，可以见证日语当代词汇是由日语传统的命名体系、西方概念和汉语命名系统三者混合在一起构成的。
同样“建筑”一词在19世纪中叶作为“architecture”的翻译，其形成过程与“城市”一词类似。首先在翻译西方著作的出版物中出现过，相当于“房子building”本身，不是“建筑学”。日本公共工程部造出“造家”一词用在建筑师教育中，但是感觉上由于过于强调物质性而使得应用范围并不广。相反，“建筑”一词使用频繁广泛，甚至到19世纪末把“建筑学”作为“艺术Art”的意思使用时已习以为常。1900年前后，“造家”一词被“建筑”取代，“Architecture：建筑”的概念建立了。1900年以后，随着中国建筑学学科的出现，“建筑”一词作为“architecture”的翻译又从日本返传到中国，显然这与中国历史上原有的“建筑”一词在含义上变化很大。
可见词汇的构成一方面是从西方概念中翻译过来，另一方面又基于汉语中已有的词汇，通过理解传统词汇和与西方概念中的相同和不同，在它们之间调整得到的新词或新含义。关于城市和建筑学的名词解释，可以说它们由三部分特征混合在一起构成的汉字、每一地区的文化传统和西方概念。因此，与“都市、建筑”有关的名词概念的形成过程，每个亚洲国家或地区都是相互关联的。
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必须认识到使用汉字词汇的意义和起源在国家和地区间变化非常大。这不仅适用于基本概念“都市”和“建筑”，也适用于具体的地方，如镇、街道、小巷等等。指出相同和不同可以直接反映出东亚及其他地区城市和建筑的某些特质。
这一版块的目的是在讨论有关城市和建筑研究时的名词概念背后的历史的和地理的决定因素，试图通过寻求词汇及其含义的核心要素的解释以期对研究东亚城市和建筑有一个基础性的重新认识。
伊藤毅ITO Takeshi(东京大学，日本)：日本在现代以前与城市形态相关的词汇；
田凤熙JEON BongHee(国立汉城大学，韩国)在韩语中相关建筑学和城市化词汇的冲突和调和：
朱光亚(东南大学，中国) 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几个关键词之解读建筑学、规划、广场、景观和自然。
三．东亚城市和建筑历史拓展
主持人中谷礼仁(NAKATANINorihito，大阪市立大学，日本)禹东善(WOO Don-Son韩国艺术综合学校，韩国)
建筑历史研究一般会紧紧跟在已经建立的而且受当代国家政治因素影响的历史叙事的后面，尽管事实上城市和建筑能轻而易举引领当前的政治秩序。建筑历史超越地理和政治。如果能从这点看问题，我们就能得到相当丰富的对建筑学重要性的理解。
这个版块试图讨论城市和建筑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以期达到一个标准的、跨区域的叙述，目标是考虑建筑史在东亚实践过程中的未来发展。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在研究建筑和城市问题中曾经相互影响。当把东亚建筑和城市化放在地球村里的时候，什么样的研究是一个恰当的研究？通过全球历史来探讨东亚建筑和城市历史，可能得到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在这部分，我们寻找这些观点、方法和含义，在全球文脉下看东亚建筑和城市化的重要性。如此，是作为相关我们日常生活的地理和政治中的较大的部分来描述城市和建筑学。
村松伸Shin Mttramatsu(东京大学，日本)：我们现代――我们怀疑和我们实践――建筑史研究起的角色；
Johannes WIDODO(国立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华侨和早期东南亚城市形态的形成：
Christophe POTTIER(法国远东学院，柬埔寨)：早期吴哥城市居民：
Roxana WATERSON(国立新加坡大学，新加坡)：环太平洋中南部诸岛和日本的木屋建筑传统关系、相似性和连续性。
建筑史学科多受到时间、空间和学科这三方面的局限，针对这个问题，村松伸认为必须以一个新的视角，即超越某个具体国家之空间、过去之时间、建筑史之学问领域这三个障碍并提出具体的实践方法。他召集构建的亚洲近代建筑网络平台(mAAN)，旨在打破地区国家的限制，以东亚地区为研究对象，或者以儒教文化圈为研究对象，甚至跨越儒教文化圈，以打破当前的时间、空间和学科界限，进行广泛的建筑方面的成果交流。考察自己周边地区，建立脱中心的曼陀罗的组织形态，自律分散。研究――实践――理论化，“评价、保存、再生、教育”。发动群众，关注周边环境，在网络的支持下，共建研究信息库，对自己周边的建筑进行记录研究和分析这显然是对近代建筑最好的研究方法。
建筑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总结中外建筑文化成果，传承中国建筑文化，为创造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的现代化城市和建筑提供历史的和理论的借鉴。当前史学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东亚建筑文化、城市史研究、建筑史研究、园林研究、近现代建筑史、建筑师和工匠、大木体系与工艺、城市化进程中的建筑遗产保护策略、传统建筑的现代调适与保存等诸多方面。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建筑史学研究随之蓬勃发展，中国大陆面临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也最多，理论上的繁荣与严峻的现实挑战是中国当前建筑史学界的现状。例如在传统建筑的保护中问题就极为突出，保护意识欠缺，保护法规不健全，建设性破坏有目共睹，无法抑制，保护的技术和手段不合规范等等；西部地区发展过程中如何保护建筑文化遗产以避免大城市走过的弯路也是问题，无论从制度法规上还是在公众意识上都有待加强。
中国大陆论文的数量大幅度增加，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超乎以往，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在写作规范和写作深度上仍有待提高。日本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多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继承性，自始至终，前仆后继，虽然研究面相对狭窄，但是在各个专题上能够细致深入：中国学者研究领域宽泛，研究方向常有变换，不利于学术纵深发展。
总之，东亚各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交流活动可以促进与其他各国建筑史学研究者的沟通、合作与相互。
欢迎仪式上代表们观摩了日本传统的建筑开工仪式，这也表明对传统建筑工艺、匠人和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在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步加强。会后代表们参观了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金阁寺、平等院凤凰堂、日野药师寺、醍醐寺、二条城、伏见桃山城，并且参观了大德寺、东本愿寺、知恩院及唐招提寺的修复现场，日本对传统建筑文化不遗余力地保护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关键词： 现代社会节奏 人口增长 城市化进程 古建筑的商业利用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现代社会节奏；节奏这里指的是所有居民的活动以及生活的内容居住的方式，以及现代社会政府的各个方面的价值观等，是一个大范围的社会概念。古建筑指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古代民用和公共建筑以及包括民国时期的建筑。
经过五天的调查、考查，实践小分队掌握，了解了一些情况，我们也选择了这个感兴趣的主题作为论文题目。
古建筑作为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作为唯一体现古代建筑风格的遗产，从这个角度看，那是应该完全的，无条件的保护。
但是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在这期间必然会出现：现代生活节奏与古建筑的矛盾；现代城市的发展与古建筑的矛盾；人口增长与古建筑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
现代生活增加了许多现代化的设备，而古建筑与现代化的设备又存在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例如现代化的设备在古建筑中如何布置，安排；消防，水电等实施如何规范和布设。这些都成了古建筑发展保护的障碍。
据调查，就杭州一定来说，清河坊的修复工作就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由于现行的消防规范都是针对现代化的建筑物来说的，所以现行的消防规范对于古建筑的保护就不适用了，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难题。其次一些电力设施的设备如何安装，放置才能不影响整个古建筑的外观立面。这些都是古建筑保护过程中的问题。
另外，第二个矛盾中，现代的居民都适应了现代的生活居住，现代建筑的生活空间，生活设施。经过调查得到，即使过去是住在古建筑房内的居民，在修复过程中搬到现代的居住条件下居住，那么即便在修复结束后，允许回到原房居住，此时在对比之下，对于在古建筑房内的生活便感到了不便。在年代久的房子里生活的人们也说出了他们在生活中的众多不便，如垃圾，污水，粪便等问题。
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过去古代社会是无法比及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城市化的进程。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一些老房子由于不符合规划的要求，都让路给新的现代化建筑。也是由于老房子的保护上的困难。老房子在遇到明火，台风等自然灾害时，自身抵抗能力差也使一部分人认为拆了老房子，建新房子更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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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经济还不发达的中国，现在的投资大都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但是古建筑的保护是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的。即使现在中国的少部分地区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力量来保护，但是即使这些地区还是为了实现本地区经济的目标，在古建筑方面保护的资金还是不多的。因此，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古建筑包括老房子，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以至于在经济发展过后，回头看那些逝去的遗产而兴叹。
本文中最后一个矛盾，其实与第二个矛盾有着很大的联系——人口的增长。一方面是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是城市化的进程带来大量的人口涌进城市。这些都使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大大的紧缩。何况，中国不像国外那些国家那样有着那么多空闲的土地作为城市扩建之用。中国的新建筑历来都是在老的建筑拆除之后，建造新的建筑物。因此，为了保证居民的居住空间，政府也不得不拆除原来的老房子建设新的现代住房。
因此，在现代的社会中，如何处理好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是很重要的。根据调查我们得出，现在居民中大多认为古建筑保护是需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在保护以后如何产生经济效应。
在实际的例子中，杭州的河坊街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清河坊历史街区管理委员会把商业运作引入到河坊街中来。一方面是让古街重现历史的商业氛围；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经济的因素，让历史街区繁荣之后，再继续考虑加强保护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保护文化遗产资金紧缺的问题。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有很多古建筑，古街道需要保护，与此同时，政府的资金又是紧缺的。况且在发展经济，加快城市化进程，人口增长的今天，与古建筑的保护与利用成为矛盾。
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也感触很深，过去有很多比现在保护下来的古建筑好的多的文化遗产，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被拆除。即使保护下来的古建筑在过了一段时间后需要修整之时，又拨不出专项经费。因此古建筑在修复以后，如何利用，获得价值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当今世界对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三种形式：突尼斯形式（完全保证古建筑的原貌），华盛顿形式（保证古建筑的外观，根据现代的生活方式改变内部需要）。因此，由此我们认为：矛盾有“重点论”之说，保护古建筑需要从发展的角度来观察，要分重与轻。对于具有深刻影响的文化遗产，我们需要完全保证古建筑的原貌，不管从里还是从外。让世人知道古代曾经的文化风味与建筑风格。对于需要考虑它们的利用价值的古建筑，那么采用华盛顿形式来修复，让古建筑具有古代的外貌，并具有现代的生活条件设施或者是现代与古代设施共有的条件；这种保护便有了进一步的商业利用价值。据调查，大多数居民都是想也愿意暂时的居住在古风古味的建筑里面。
论文摘要:对皖南、晋中的多处古村落、民居进行了实地调研，对这两个地区古村落民居的保护开况分别进行概述，并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实例来论证笔者对于古村落民居的整体保护观点:不仅保护单幢建筑，还要保护延续其历史信息。
我国拥有大量的古村落、古民居，无论从建筑角度还是文化角度讲，均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其目前的处境却非常尴尬。有的已经人为拆除，销声匿迹;有的已人去楼空，任其衰败;有的则处于保护与开发的两难境地。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走访了皖南和晋中这两处古民居村落相对集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区域。
1皖南古村落的保护开发研究
1.1皖南古村落、民居概况
皖南古村落是指安徽省长江以南地域范围内具有共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历史传统村落[m。明清时代，徽州府的辖区包括祁门、休宁、黔县、款县、绩溪以及江西姿源六县，在这六县所形成的“徽州文化圈”范围内存在许多形态、意境相近，而又特色鲜明的古村落。
皖南古村落的择地选址讲究风水理论，背山面水，负阴抱阳，依山势水势灵活建设，以山水为依托，与自然相融合。村落空间独具特色，因土地资源紧缺，村落多密集建设，街巷狭窄，房屋紧密相邻，且多带二层楼阁，加之两侧挺拔高耸的马头墙，街巷愈发显得狭窄幽深(见图1，图2)。民居的典型单元形制是三开间一庭院，建筑平面左右对称，尊卑有序。中为厅堂，待客礼仪之所;两侧厢房为卧室;楼梯在中厅后或左右两侧。人口狭小的天井用于通风采光，当地人巧妙地运用造园手法，在咫尺之间营造出意趣昂然的生活情趣。室内装修多清雅简洁，重视文化品位，随处可见楹联匾额，体现了居住者的文化艺术素养以及对高尚情操的向往与追求(见图3)。
1.2保护开况
战略措施:1)保护第一，永续利用。西递是世界文化遗产，只有将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妥善的保护才能继续发挥它们的作用，体现它们的价值;2)政府统筹，多方合作。古村落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保证资金到位，但是政府必须做好统筹工作，监管保护开发的各个环节，防止盲目运作;3)权责利平衡。由政府带头，制定一套规范的权责利平衡关系，包括政府、出资人以及村民等的利益分配与责任制度;4)弹性发展。按步骤、按情况酌情进行发展，每一步都要谨慎小心、设想周到。
保护措施:首先将历史风貌地区划分为环境协调区、建设控制区和保护区。环境协调区内严格控制大中型项目的建设，保护山体植被，维护村落的周边环境风貌。建设控制区范围内建筑建造的尺度、风格、材料等必须与传统风貌建筑相协调。保护区范围内严格保护村落原有风貌与格局，对新建建筑严格把关，并且对建筑进行分级保护，分为重点保护建筑、保护建筑与改建建筑。
西递在保护村落空间实体等物质文化的同时，更注重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鼓励人们继续生活在村落中，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有效地保护了村落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使村落特有的传统历史文化得以继承发扬。
2晋中古村落民居的保护开发研究
2. 1晋中村落、民居概况
自古以来山西地薄人稠，人们在本土上不易生存，纷纷外出经商以谋生计，衣锦还乡后便建造了大批建筑艺术价值极高的地主庄园。山西地区古村落较多，但格局比较完整、建筑比较完美的村落主要集中在晋中地区。 晋中地主庄园择址科学，讲究风水。灵石静升镇王家大院占据当地居高临下的北山坡，一则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二则坡间形成一条条天然的排水沟，无水患之虞;三则宅后生态自然风光调节小气候。庄园多采用严整的规划布局，以经济实力为依托，筑就高大坚固的围墙，城防设施严密(见图4)。高大封闭的院墙划分内外，形成外雄内秀、外封内敞的空间体系。山西合院的基本构成元素有正房、厢房、倒座、宅门几部分，它们通过过厅和垂花门串联成多进规模较大的院落，形成前堂后宅、前园后院的合院类型(见图5，图6)。民居院落中轴对称、空间布局等级严明，反映着尊卑、男女、长幼的区别，传统的封建礼制思想得到充分的体现。
2.2保护开况
蜚声海内外的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乔家堡，现为祁县民俗博物馆。大院门前修建的商业一条街凌乱地延伸到了新建的停车场边，加之几处随意设置的酒店旅馆，破坏了村落的环境氛围，给古朴的村落蒙上了一层商业俗气。王家大院位于灵石县静升镇，现为中国民居艺术馆，居民已经迁出，只留下了豪华富丽却略显坚硬生冷的房子，没有了人的生活，整个建筑群失去了动人的灵性。曹家三多堂博物馆位于太谷县北恍村中，村中拆掉了老房子，新建了成片的平顶红砖房，而城堡式的三多堂就唐突地立于这一片红砖房之中，孤独地晚视着村落中陌生的一切。
仅将各处大院中的单体建筑完好的保护起来，却迁出了里面的居民，使之变成各种博物馆，这样做改变了其原本的功能属性;同时大院外部的村落环境也遭到一些不协调因素的破坏。大院虽然依然矗立在那里，但内外环境的改变，使其失去了生命的律动，脱离了乡土和村落环境，大院的文化与内涵就略显单薄，剩下的仅仅是一组建筑而已。
3皖南、晋中地区古村落民居的保护开发比较
1)皖南古村落采用“动态”的保护模式，村落就地保护，公众参与其中;晋中大院采取“静态”保护模式，迁出生活在里面的居民，只单纯的保护建筑本身。
2)皖南古村落的保护内容包括村落的环境、格局及民居，并且在改善村落基础设施、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村落的民俗生活。晋中大院只保留建筑本身，忽略了所在的村落环境与乡土生活，把这些原本活生生的居住性大院变成了静悄悄的博物馆。
3)皖南古村落采取的动态保护模式的难度很大，需要完备的管理措施与较高的基础设施水平，在进行村落保护的同时，还要改善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保护与发展的双重要求。晋中大院的静态保护模式运作起来比较简单，没有居民生活在里面，减少了人为的不必要的破坏，对建筑的保护而言是有利的并且效果是显著的，但不利于村落历史文化的延承。
1999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制定的《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中指出:“乡土性很少通过单幢的建筑来表现，最好一个地区又一个地区地经由维持和保存有典型特征的建筑群和村落来保护”无论晋中还是皖南的古村落都是由不同性质的建筑组成的有机整体，单幢建筑只有在这种有机体里才有价值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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