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崎曾经是日本女足国脚，退役后在这家社区俱乐部兼职担任足球指导员。对山崎来说，这份工作有种特殊的吸引力，当年她就是在这个球场上爱上足球的。
不仅山崎，就连中田英寿这样的前著名日本国脚，也会在休息时充当社区指导员。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已有社区指导员24万多名，这还不包括大量志愿者。日本的现役国手，有2／3是依靠这种体系培养出来的。
说起这些数字，日本体育协会总务部长山田刚表情平静。他说，眼前这一切都源于1964年10月10日，这一天，东京奥运会开幕。
很长一段时间，10月10日是日本法定的体育日，所有国民都放假，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到户外参加体育运动。“正是在东京奥运会后，政府的重点转向大众体育，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出台。”山田刚说，“很多人的命运由此悄然改变。”
一群日本女人的神奇力量
在《每日新闻》报社的一个会客室里，77岁的冈野先生有些拘谨，在接受采访时，他的双手大多数时间老实地放在膝盖上，但说起当年的日本女排时，老先生抬起了胳膊，声音也高亢起来。
《每日新闻》的退休记者冈野先生，曾经是一位出色的400米跑选手。在东京奥运会期间，时任体育部记者的冈野先生受邀担任NHK电视台的解说嘉宾。
“女排决赛时我和报社同事聚在一起看电视直播，实在太激烈了，当时的脑子里已经完全放不下别的事情。”等到冈野想起与电视台的约定时，时间早过了。
在东京期间的所有受访者，一提起那场日本女排与苏联女排争夺奥运会冠军的决赛，几乎都能说出当时的感受。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已经创下惊人的61.29％的收视率，那场比赛的转播则创下了神话般的收视率纪录——66.89％。
早稻田大学教授原田宗彦还记得当晚的情形，“我当时还是个小学生，通过邻居家的彩电观看了转播。”原田回忆说：“女排队员都是同城一家纺织厂的女工，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日本的英雄。第二天上课前，校长召集所有学生就昨晚的比赛进行早训。当时大家都很激动，我甚至想跑到厂里看看她们。”
“对这些姑娘来说，当时的训练实在是太苛刻了，她们完全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开始训练前，魔鬼教练大松博文就告诉她们‘你们把人生都交给我吧’。”
后来在日本首相接见这支冠军队伍时，队长河西昌枝甚至告诉首相，29岁的她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和异性交往。河西最终由首相做媒嫁给了一个海军军官，大松教练也兑现了他的诺言，在事后，帮其他队员完了婚。
日本女排的故事很快被拍成了电视剧，在中国最著名的是《排球女将》。“在东京奥运会时，日本黑白电视机已非常普及，借助这一大众媒体，东洋魔女风靡一时。”东京都富士高中校长藤井正俊回忆说，“在身高、体重，甚至身份都和常人无异的情况下，日本女排居然战胜了身高马大的苏联女排，它所产生的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
“在那之后，全民的体育热情被点燃了，很多人会说‘我也可以参加’。”山田刚说：“当时甚至兴起了‘妈妈排球’。”1979年6月，名古屋妈妈队曾来华访问，当时队中就有一位已有6个孙子的82岁老奶奶队员。
1957年日本开始调查国民体育参与率，当时男性的参与率只有23％，但奥运会后的第二年，这一数字就飙升到45％。趁着这股热潮，日本体育开始转身，从1965年开始，政府的预算更多地投向了国民体育。
一部体育振兴法的惊世之用
这次转身非常突然，但事出有因，势所必然。
“在1964年之前的十多年，日本的GDP都保持了10％左右的增长率，这跟中国现在的情形相似。”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大野健一说，“到东京奥运会时，GDP增长率达到11.5％。”这一年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有的家庭还换成了彩色的。当然，孩子的饮食也开始发生变化。
“很多家长把钱直接给孩子，让他们自己去超市买东西吃，结果火腿、汉堡包这些高热量食品填满了孩子们的肚子。体质差，营养不均衡，几乎是那时候孩子的通病。”镰田先生当时是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回想起周围孩子的情况仍有些无奈。
在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的回忆录里也有这样一段记载：“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
“垃圾食品”的泛滥，加上体育运动的缺乏，日本青少年的体质持续下降，满大街都是“大象腿”、“小胖墩”，“这最终促使日本政府痛下决心。”山田刚说，“仅仅一小部分人提高运动成绩是不行的，大部分人参与到运动中来才是根本任务。”
转身并不容易。“政府预算盘子只有那么大，要加大对国民体育的投入，就需要把左手的钱放到右手来。”山田刚回忆说，“东京奥运会日本代表团的成绩太好了，金牌榜第三位简直是神话。政府政策的突然转变，难免引起一些争议。”4年后的墨西哥奥运会，日本代表团的成绩直线下滑，争议声更大了。
“好在有一部《体育振兴法》，使政府的干预有了法律依据。”日本文部科学省青少年局局长鷇口修资介绍说，“依据这一体育基本法，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推出了一系列振兴计划。”
最著名的是《关于增进国民健康和体力对策》。奥运会后作出的这一决定，主旨即在普及体育运动，最终完成了从竞技体育到大众体育工作重心的转移。
“奥运会后最大的变化，是社区和国民开始推动体育。”原田教授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很多俱乐部都是国民自发成立的，青少年团和指导员制度也是在那时形成的。“日本体育制度的基本格局，定型于东京奥运会，并沿袭到今天。”
一座体育场的神圣地位
同样沿袭下来的，还有东京国立竞技场于日本体育而言的神圣地位。但这并不仅仅因为这里曾举办过东京奥运会，还因为它在日本体育实现转身过程中所起到的标杆作用。
走进国立竞技场，除了刻在外墙上的1964年奥运会获奖名单和那个巨大的火炬台，提醒着观者这里曾经的辉煌外，很难再捕捉到当年的影子。当年的长条凳已经换成了五颜六色的塑料椅子，草坪打理得整整齐齐，昔日的运动员准备区，已经装进了不少健身器械。
如今，承办韩日世界杯决赛的横滨国际综合体育场已经取代国立竞技场，成为日本最大的运动场。但在国立竞技场工作了36年的镰田康男却告诉记者，始终无法取代的是国立竞技场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东京奥运会后，这里就开始向公众开放。”镰田先生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时在全国修建的训练中心还很少，受奥运会的鼓舞，想要锻炼的人特别多，体育场外经常排着大队。”
已显陈旧的国立竞技场承办的大型足球赛事越来越少，但对于日本的足球少年来说，这里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因为每年一度的高中足球联赛的决赛将会在这里举行，而优胜队中的很多选手将会成为未来的职业球员。
在办公室的一块黑板上，记者发现1月份国立竞技场一半的时间要用来承接各项赛事，其中有正规的职业大赛，也有区中小学的运动会，还有社区俱乐部的足球比赛。
“如果在国立竞技场跑过几圈，说出去是很荣耀的事情。”镰田说到这里，忍不住露出了笑容，“在东京奥运会后，我们这里的训练中心就一直作为全国健身中心的样板，设施的配置，桑拿房的修建，以及车站的设计，都是以这里为范本的。当然，还包括价格。”
在国立竞技场的训练中心办张健身卡，每月是7000日元，约合人民币400多元，中小学在这里办场运动会，一天的价格是20万日元，而一场商业演出的收费则高达7000万日元。“之所以偶尔会接商业演出，是因为赚了钱，对民众开放时可以更便宜了。”
在镰田看来，国立竞技场从造出来那天起，就不是个营利场所，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警示日本人，要记住体育的意义。而这种意识的形成，首先就是在学校里。
一所普通学校的典型意义
位于东京都中野区的东京都立富士高中，是日本公立学校里再普通不过的一所学校。它之所以会被选中列入采访名单，就是因为这所学校诞生于1964年以前。
在学校收藏的体育资料照片里，我们还能看到1964年奥运会的影子。1965年的校运会明显比往年隆重得多，在开幕式上，学生们甚至表演了团体操。这显然是在模仿东京奥运会。
这所学校的竞技体育成绩实在算不上出色，校长办公室最醒目的地方挂着一张合影，那是学校长刀队全体选手比赛后的全家福，那一次，他们在全国赛中取得了第16名。除此之外的好成绩，恐怕就要数校队在东京高中男排比赛中取得的第10名了。但学校的体育设施看起来不错，“在日本，公立学校哪怕只有一个人，体育设施的配置都是一样的。”校长藤井正俊介绍说。
记者赶到学校的时候，正好下午第一节课开始。须滕雅所在的高二年级正好在上体育课，女生占据着教育楼左右两边的操场——一边是足球课，一边是曲棍球课，而男生则全部在宽敞的篮球馆里上篮球课。在结束对校长一个半小时的采访后，体育课刚好上完，时针指在了下午3点钟。
学生们开始陆续换装，有的换上校服回家去了，更多的则进入属于自己的兴趣小组。据藤井校长介绍，课外兴趣小组6成以上是体育方面的。“别看体育场馆的占地超过了整个学校面积的1／2，但还是不够用，我们不得不协调体育兴趣小组的时间，一个组一周最多只能用三四次。”
作为剑道队的队长，须滕雅和队友一起准时出现在了剑道馆，而隔壁一分钟前还安安静静的柔道馆，也聚满了准备训练的学生。操场上的足球队员，也穿起了短裤开始练习，还有几个音乐爱好者背起吉他开始弹奏。
藤井校长拿来一张学生的课时安排表格，上面清晰地写着体育课的时间——高一一周2小时，高二高三一周3小时。当记者问了句体育课会否被偷工减料的外行话后，校长耸耸肩笑着说：“为什么呢？这是法定的。”就像自幼儿园和小学、初中生必须喝牛奶吃配餐一样，体育课和兴趣小组是受法律保护的。日本甚至规定，初中男生必须从柔道和剑道中二选一，进行学习。
“在中小学作一些硬性规定是必要的，家长们也是支持的。”日本文部科学省青少年局局长鷇口修资还笑着告诉记者，“我小的时候，按规定必须喝牛奶，而且是那种脱脂牛奶，真的很难喝，但没办法，还是必须喝完。”
“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也是在东京奥运会那时确立的。”藤田校长说，“在一些公立学校，体育教师的待遇甚至高于其他教师。”后来我们得知，藤田校长本人原来就是一名体育教师。
结束采访回到北京后，听说东京突然降温还下了大雪。一位中国游客看着一群穿着衬衣短裤短裙的日本小学生，笑闹着奔跑在凛冽的寒风中时，她疑惑地问：“他们真的不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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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拥有朴实的结构、自然的材质，它以谦卑的姿态，与环境共生，这是一座木与绿的体育场......
以上这些都是对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的溢美之词，作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主会场，这座建筑将在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间承办这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此外还有田径、足球等数个比赛项目在这里举办。
和崎岖坎坷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一样，这座体育场在诞生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风波，扎哈·哈迪德、安藤忠雄、伊东丰雄、槙文彦、隈研吾、藤本壮介等一大批明星建筑师卷入其中，上演了一部堪比好莱坞的建筑大戏。
时间回到2012年，此时日本东京还只是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申办城市之一，为了拿下主办权，日本政府早早的就举 行了奥运会主体育场的设计竞赛，由日本著名建筑师、1995年普利兹克奖得主安藤忠雄担任评委会主席。竞赛吸引了众多知名建筑师和事务所参与，最后，扎哈·哈迪德击败了Populous、SANAA、伊东丰雄、UNStudio等著名事务所，赢得第一名，又一次证明了她的“女神”地位。
此时的日本雄心勃勃，决心在2018年前建好这座体育馆，并承办2019年的英式橄榄球世界杯。评委会主席安藤忠雄说：“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与我们在同一个星球并具有智慧和技术、能够看到未来的设计师来设计这座体育馆”“流线型和未来的设计体现了日本想传达给其他国家的讯息，我相信这个体育场将会成为未来一个世纪的世界体育圣地。”
在扎哈赢得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竞赛时，东京尚未申奥成功。但是当2013年9月，国际奥委会最终确定东京成为2020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体育场进入实施阶段时，日本社会慌了。
因为扎哈设计的这个体育场，太与众不同了。
从东京的城市尺度看，这个外型酷似另类飞行器的建筑，在某种程度上粉碎了日本建筑教父丹下健三的城市理念，宣告着一个年轻时代的到来。1964年，当日本第一次举办奥运会时，丹下健三为日本设计了举世闻名的东京代代木国立体育馆，这一成功的结构美学建筑，也在日本清扫战后阴霾的过程中，发挥着强大作用，它宣示着日本的现代文明与国家工业，是日本昔日的“鸟巢”。而五十年后扎哈的作品，为下一届的日本奥运会所准备，其大胆的造型横扫了日本武士、菊花和刀的民族特质，为那位二十世纪日本最伟大的建筑师树起了一坐光鲜科幻的坟冢。
另一方面，作为建筑大国，自1964年举办奥运会后，日本并向世界输出了一批建筑大师。近五十年过去了，仍旧是世界级的体育盛事，设计的图纸却不再由日本本土设计师来描绘。
首先站出来反对的是槙文彦，这位1993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联合伊东丰雄、藤本壮介、隈研吾、山本理显等30多名日本建筑师联名抵制扎哈的设计方案，同时，东京大学教授大野秀敏编撰专著《新国立竞技场有何问题》来陈情痛诉。为了推翻这个方案，日本的建筑师们组织多场研讨会，通过电视、网络直播，公开批评该方案。
槙文彦的反对是有理由的，早在东京申奥成功前，槙文彦就以“新国立体育馆应当置于神宫外苑的历史文脉中来考量”为题，在日本建筑学会的会刊上发表文章，从体育馆的规模、对周边景观的影响，以及日本社会的长远发展趋势等因素，对日本新国立体育馆项目提出质疑。
而且，在扎哈设计的体育场庞大的体量边，就是1984年槙文彦设计的东京体育馆。对于此次的新国立体育馆项目，槙文彦认为如此巨大的建筑只会让大多数市民望而却步，很少有人会真正走近建筑物，感受它的细节。
但是作为一个建筑师，扎哈一向坚持自己的个性，她的作品永远有着抢眼的造型，优雅的外观，鲜明的个人特质。对于槙文彦质疑，扎哈的回应是：“什么是和谐？跟谁和谐？如果你旁边有一堆屎，你也会去效仿它，就因为你想跟它和谐吗？”
但是发生在日本的这场关于建筑设计讨论，已经不局限于设计师之间的切磋，而变成了一场日本全民的大讨论。
除了方案造型本身，扎哈的设计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太贵！其预计造价高达三千亿日元，是原先设定预算1300亿日元的2倍以上。
在巨大的压力下，强硬如扎哈也不得不修改设计方案，以堵上批评者的嘴。2014年7月，扎哈公布了体育馆的改进设计，相比于原本外星来客一样的外形，改进方案变得更圆润，形似一个自行车头盔，但是改进后的方案造价依然高达2520亿日元，是奥运史上最贵的体育场建筑。
新方案并没有让日本国内的批评停止，反而越演愈烈。
在民众和政界的巨大压力之下，2015年7月1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撕毁与扎哈事务所已经签署的合约，废除体育场的设计方案。安倍的这一份声明，意味着扎哈这个一直备受争议中的设计方案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放弃的厄运。
从2012年扎哈赢得设计竞赛，到设计被废弃，在整个三年多的争吵过程中，日本政府、日本本土建筑师、日本民众、扎哈事务所上演了一出堪比好莱坞大片的闹剧，最终一切从零开始。这场争吵中，没有任何一方成为赢家：扎哈的方案最终没能征服挑剔的日本民众和政府，日本政府则以政府信誉为代价，撕毁了和扎哈事务所的合同。而其中看似取得胜利的日本建筑师们，当初正是由他们选择了这个方案。
日本政府在放弃扎哈的方案的声明中，将体育场造价居高不下的原因都归咎到设计方案上。但是扎哈说，日本政府在扎哈事务所提交成本估算之前，就确定了二标段的承包商，这明显不符合招标流程的行为导致项目的最终成本几乎达到了最初的项目估算的两倍。
而在日本国内，舆论普遍认为安倍下令重新制订奥运主场馆建设计划，是为了缓解民众对其强行通过安保法案的怒火。日本《朝日新闻》援引自民党一名资深议员的话说：“随着公众对安保法案的批评与日俱增，安倍放弃建设计划显然是为了尽可能地阻止支持率下滑。”
尽管遭遇如此大的挫折，扎哈并没有放弃，在自己的方案被推翻后，她表示自己将重新加入东京奥运核心区规划设计的竞争中。
2015年12月，在安倍晋三宣布废除扎哈·哈迪德的设计方案四个月之后，日本人迅速的推出了两个设计方案作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场馆的备选，与之前的那次竞赛不同，这次入围最终决选的有且只有两个来自日本本土建筑师的方案：伊东丰雄和隈研吾。
隈研吾的方案的主题为“木与绿色的体育场”，预计总造价为1489亿日元。体育馆的建造将沿用日本的“传统建造方法”，主体结构由木材和钢材组成。同时隈研吾强调这是一座“环境共生型”的建筑，而且这个设计还能缩短建设的周期，保证在奥运会之前完成建设。
伊东丰雄的方案中选取了一种碗状的造型，并且在体育场周围以72根“木质支柱”在体育场外围成一圈，造价为1496亿日元，与隈研吾的方案相差无几，但是体育馆的容纳人数缩减到了68000人。伊东丰雄的方案主题是“新的传统”，强调建筑在神宫外苑的历史传承。但是按照设计方案，建筑最高处达到了78米，这个高度甚至超过了扎哈·哈迪德的设计方案。
最终，日本政府选择了隈研吾的设计方案，此时距离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已经不足五年，日本人已经没有把设计全部推倒重来的机会了，这就是最终的建设方案。
但是隈研吾的设计方案一公布同样迎来如潮的批评。落选的伊东丰雄此刻也表示，隈研吾以法隆寺为设计概念的方案，是在神宫外苑这个神道教的地盘放上了一个佛教寺庙，这种做法真让人笑掉大牙。
而扎哈表示，第二轮的设计竞赛中，日本官方与建筑师串通勾结起来，共同排斥国际设计师所提交的项目方案，并指出这个新方案和她原来的场馆规划、座位布局有许多相似点。言下之意，指责隈研吾的设计抄袭了扎哈团队原本的设计成果。扎哈为此将起诉隈研吾。但隈研很快否认了抄袭的指控。
新方案的设计过程中怎么借鉴原有成果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是在安倍政府废除了扎哈·哈德迪的设计方案之后，参与设计的扎哈事务所和日建、工程师、分包商向主管此事的日本体育委员会（JSC）提交申请，要求结算设计费，但是却被JSC拒绝了。在JSC给扎哈的回复中，结清设计费的前提是求扎哈·哈迪德事务所放弃他们设计的方案的版权，并且之后的设计师可以任意使用她的方案中的任何部分，并且JSC可以随意修改，扎哈方面不得阻挠项目的实施。
扎哈拒绝了JSC对于她的方案的知识产权要求，并且表示可能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扎哈说，日本政府的做法是在勒索，我们将采取法律行动,如果我们的问题不及时满意的得到解决。
但是她并没有等到问题解决得那一天，2016年3月31日晚，扎哈·哈迪德因心脏病突发，在迈阿密逝世，享年66岁。
扎哈·哈迪德是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女建筑，在她之前，从来没有一位女建筑师能获得像她一般的国际影响力，在扎哈·哈迪德参与的项目中，人们对她的关注有时甚至会超越建筑本身。扎哈从一开始就以一个挑战者的身份面对这个世界，不仅仅是她的设计作品，更重要在于，她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行业中，凭借自己的努力，以女建筑师的身份成为了这个行业的符号。
在扎哈·哈迪德的职业生涯中，她设计过众多的建筑，这些建筑有些被建成，更多的是停留在图纸上。1994年，扎哈在费尽心力获得英国卡的夫湾歌剧院竞赛方案的一等奖后，由于当地人的反对，方案最终被推翻。因为他们不愿让一个口音浓重、深色皮肤的女移民来主持重要文化建筑的建设。这次挫败曾给予扎哈很大的打击，但是她最终挺了过来。2016年，扎哈在面对东京新国立竞技场这个与22年前如出一辙的诘难时，虽然她努力抗争，死神却不期而至，带走了她。
扎哈逝世半年后，2016年12月11日，隈研吾设计的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了动工典礼，虽然因为设计仓促，隈研吾的设计方案留下了很多缺陷，如无处安放奥运圣火台等。但也在2019年11月30日完工，并于2020年1月1日举办了首场赛事。
因为疫情的影响，虽然数次传出有可能被取消的消息，但在原定的开幕时间一年后，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于2021年7月23日正式开幕。届时，这座体育场将聚焦世界的目光，观众们在观看开闭幕式和比赛时，也许很难想到，这座建筑背后发生过如此曲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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